霆峰生子当妈妈:抗战史需要重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八卦问答 时间:2020/05/27 17:34:25

我为国军哭!-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网络转载 原作者不详)

           第一部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革命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共产党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请看以下松沪抗战数据: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一天中平均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可想而知,战况多么惨烈。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取就化了!”
    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
    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
    这事并不遥远,仅仅发生在 68 年以前。
    再就长沙会战而言: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像共产党提议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革命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革命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第二部分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枪杀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将军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 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 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 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 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 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 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第三部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革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国民革命军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守城国民革命军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国民革命军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国民革命军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 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革命军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革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 “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国民革命军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可以说不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